只有赫尔曼·梅尔维尔是个例外，他在1853年发表的那篇杰出短篇小说《录事巴托比·一个华尔街的故事》中，第一次把在办公室里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角，而办公室人员第一次在文学中登场，诡异而荒诞。
在华尔街开业多年的老律师已请了三名雇员，但随着办公室业务扩增，他又聘了一位名叫巴托比的年轻人来担任抄写员。新来的巴托比在抄写上展现了超群的稳定力，比今天互联网公司流行的996工作制还拼，他的加入让老律师感到安心，便想要委以其他任务。怎知在一次请巴托比协助校正工作时，他拒绝了，不止如此，除了抄写之外，其他业务一概不做，全都以一句我「不愿意」回应。他的态度惹恼了老律师和其他同事，就算老律师质问拒绝的原因，他也不愿回答……后来，他被投入大牢，绝食而亡。
在《录事巴托比》发表的年代，办公室还不是一个流行的工作场所，整个美国大概只有不到5%的劳动力在办公室谋生，纽约之外，办公室职员甚至都不被看作是一个正经的职业——不种地、也不铺铁轨、不炼钢铁、也不锻打刀枪。这群人与大自然隔离，体会不到四季轮换，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起。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，最多只是复制文件。
办公室职员们大都身体羸弱、过于阴柔，缺乏体力工作者们傲人的肌肉和雄性气魄，连带着他们的着装也受到当时媒体的批评——他们不穿劳动人民标配的绿色工装衬衣，但又买不起昂贵的带领子的商务衬衣，于是只能买来浆洗得洁白耀眼的假领子别在衬衣上。
从那件假领衬衣起，人们就对白领阶层充满了欲罢不能、无法克制的戏虐冲动，无论是爱伦·坡的小说还是后来斯科特·亚当斯开创的呆伯特漫画。巴托比的丧就这样一路从19世纪传染到21世纪。美国人发明了格子间，方便人们在那里孕育梦想，而白领梦就是关于自由和升迁的承诺，只不过十梦九空。
对于有尚武传统的山姆大叔来说，美国梦的褪色，正是始于办公室的崛起，西部牛仔的彪悍被华尔街的贪婪和硅谷的夸夸其谈取而代之。但对于办公室的反抗，终究没有出现一位卓别林式的人物振臂高呼，只是在一部邪典电影《办公空间》里飘荡出那句有气无力、颇为自哀自弃的台词：「生而为人，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，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。」
屏幕是格子间的中心、格子间构成了办公室、办公室堆砌出了市中心、市中心勾勒出了天际线，天际线又描摹了数十年的轮廓。19世纪末，随着制造业、商业分工的日益细化，几乎所有的行业都经历了工厂和办公室的分离，办公室的工作也从最初的书记员细分到会计、法务等数百种职业，办公室还帮助城市塑造了市中心的概念，也最终成为21世纪的劳动力最为主流的就业形态。
撇开梦想，你选择了怎样的办公室，也意味着选择了怎样的人生。
随着白领队伍的壮大，经理们和设计师们经常讨论员工们应该坐在哪里，应该用什么样的办公桌，他们周围的墙壁和窗户应该是怎样的。
弗雷德里克·泰勒最先对前工业时代的办公室工作进行改造，让它变得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一样高效，在开放空间里为低级职员设计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桌子；为中级职员设计几乎相同的隔间；为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设计有个性的办公室。后来，人们用泰勒制来总结工业时代的整齐划一。
但是二战结束时人们已清楚地发现，组织严密的办公室被证明可能是弄巧成拙；那时候，工业分析师埃尔顿·梅奥和其他人已经发现，整齐的文件柜式办公室实际上适得其反，令人压抑，使人消极，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。
办公家具生产商Steelcase Corporation 1997年对公司职员进行了一项调查，发现93%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。到了2013年，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：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，六成格子间办公者非常不满意自身工作环境。
很快，硅谷引领了办公室的新潮流。直到从谷歌到微软，美国西海岸的年轻人转变思路，把办公室按照大学来设计，你不但可以装饰自己的工位，甚至可以带孩子、宠物一起上班，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，年轻人不再想离开办公室，当然也放弃了反抗——你在这里几乎可以完成所有事情：工作、健身、吃饭、购物、休憩、交流。
但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乌托邦。当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式，他吞噬劳动力的智力和汗水，吐纳出产品和货币，但其效率已经逼近熵值上限时。从SOHO到共享办公空间的流行，都表明劳动力们对于工作地点和方式多样化的探索。终身雇用体制的瓦解和临工兼职的流行，预告了主宰了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公司体制的衰落。
公司体制在衰退，但个体的力量也远未壮大。走出办公室，一如走出那个温柔的良夜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。数字游民只局限在程序员和设计师的少数人选择，而且这两个领域已经高度红海化；U盘式生存被证明对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极差，当年呼吁做超级个体的人如今已经成立了公司，基本不具备复制性。办公室就像是巡游在太空中的飞船，在打开舱门之前，你不但需要确认穿好了太空服，更需要自信和勇气。
楚门的世界总有被打开的那一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