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赫尔曼·梅尔维尔是个例外,他在1853年发表的那篇杰出短篇小说《录事巴托比·一个华尔街的故事》中,第一次把在办公室里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角,而办公室人员第一次在文学中登场,诡异而荒诞。
在华尔街开业多年的老律师已请了三名雇员,但随着办公室业务扩增,他又聘了一位名叫巴托比的年轻人来担任抄写员。新来的巴托比在抄写上展现了超群的稳定力,比今天互联网公司流行的996工作制还拼,他的加入让老律师感到安心,便想要委以其他任务。怎知在一次请巴托比协助校正工作时,他拒绝了,不止如此,除了抄写之外,其他业务一概不做,全都以一句我「不愿意」回应。他的态度惹恼了老律师和其他同事,就算老律师质问拒绝的原因,他也不愿回答……后来,他被投入大牢,绝食而亡。
在《录事巴托比》发表的年代,办公室还不是一个流行的工作场所,整个美国大概只有不到5%的劳动力在办公室谋生,纽约之外,办公室职员甚至都不被看作是一个正经的职业——不种地、也不铺铁轨、不炼钢铁、也不锻打刀枪。这群人与大自然隔离,体会不到四季轮换,生命的意义也无从谈起。他们不生产任何东西,最多只是复制文件。
办公室职员们大都身体羸弱、过于阴柔,缺乏体力工作者们傲人的肌肉和雄性气魄,连带着他们的着装也受到当时媒体的批评——他们不穿劳动人民标配的绿色工装衬衣,但又买不起昂贵的带领子的商务衬衣,于是只能买来浆洗得洁白耀眼的假领子别在衬衣上。
从那件假领衬衣起,人们就对白领阶层充满了欲罢不能、无法克制的戏虐冲动,无论是爱伦·坡的小说还是后来斯科特·亚当斯开创的呆伯特漫画。巴托比的丧就这样一路从19世纪传染到21世纪。美国人发明了格子间,方便人们在那里孕育梦想,而白领梦就是关于自由和升迁的承诺,只不过十梦九空。
对于有尚武传统的山姆大叔来说,美国梦的褪色,正是始于办公室的崛起,西部牛仔的彪悍被华尔街的贪婪和硅谷的夸夸其谈取而代之。但对于办公室的反抗,终究没有出现一位卓别林式的人物振臂高呼,只是在一部邪典电影《办公空间》里飘荡出那句有气无力、颇为自哀自弃的台词:「生而为人,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,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。」
屏幕是格子间的中心、格子间构成了办公室、办公室堆砌出了市中心、市中心勾勒出了天际线,天际线又描摹了数十年的轮廓。19世纪末,随着制造业、商业分工的日益细化,几乎所有的行业都经历了工厂和办公室的分离,办公室的工作也从最初的书记员细分到会计、法务等数百种职业,办公室还帮助城市塑造了市中心的概念,也最终成为21世纪的劳动力最为主流的就业形态。
撇开梦想,你选择了怎样的办公室,也意味着选择了怎样的人生。
随着白领队伍的壮大,经理们和设计师们经常讨论员工们应该坐在哪里,应该用什么样的办公桌,他们周围的墙壁和窗户应该是怎样的。
弗雷德里克·泰勒最先对前工业时代的办公室工作进行改造,让它变得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一样高效,在开放空间里为低级职员设计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桌子;为中级职员设计几乎相同的隔间;为高层的少数几个人设计有个性的办公室。后来,人们用泰勒制来总结工业时代的整齐划一。
但是二战结束时人们已清楚地发现,组织严密的办公室被证明可能是弄巧成拙;那时候,工业分析师埃尔顿·梅奥和其他人已经发现,整齐的文件柜式办公室实际上适得其反,令人压抑,使人消极,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。
办公家具生产商Steelcase Corporation 1997年对公司职员进行了一项调查,发现93%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。到了2013年,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,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: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,六成格子间办公者非常不满意自身工作环境。
很快,硅谷引领了办公室的新潮流。直到从谷歌到微软,美国西海岸的年轻人转变思路,把办公室按照大学来设计,你不但可以装饰自己的工位,甚至可以带孩子、宠物一起上班,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,年轻人不再想离开办公室,当然也放弃了反抗——你在这里几乎可以完成所有事情:工作、健身、吃饭、购物、休憩、交流。
但这很可能又是一个乌托邦。当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式,他吞噬劳动力的智力和汗水,吐纳出产品和货币,但其效率已经逼近熵值上限时。从SOHO到共享办公空间的流行,都表明劳动力们对于工作地点和方式多样化的探索。终身雇用体制的瓦解和临工兼职的流行,预告了主宰了人类近一个世纪的公司体制的衰落。
公司体制在衰退,但个体的力量也远未壮大。走出办公室,一如走出那个温柔的良夜,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。数字游民只局限在程序员和设计师的少数人选择,而且这两个领域已经高度红海化;U盘式生存被证明对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极差,当年呼吁做超级个体的人如今已经成立了公司,基本不具备复制性。办公室就像是巡游在太空中的飞船,在打开舱门之前,你不但需要确认穿好了太空服,更需要自信和勇气。
楚门的世界总有被打开的那一刻。